和抠指甲的方式缓解紧张。
“法官阁下，前面原告方提到侮辱烈士的指控，关于对诺伊曼小姐父亲的谣言，我的委托人承认，他们在此事上确实未能充分核实信息来源。他们看到了一些街头小报和匿名文章，在缺乏社会阅历的情况下，轻信了这些信息并加以传播。这并非出于抹黑烈士，他们行为的核心原因基于不完整信息的误解。他们愿意为此表示遗憾。”
“被告方在动手之前有充分的渠道核实信息，柏林大学图书馆有完整的军事年鉴档案，国防部荣誉档案室对公众开放查询，他们有至少三周时间在动手前确认露娜父亲的情况。他们跳过了一切核实环节，直接发动了从造谣到围殴的全套攻击。在这群人造谣之前，不存在关于露娜父亲的街头小报和匿名文章。他们是谣言的发起者和恶意传播者。将一位追授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凡尔登烈士污蔑为“叛徒”是在系统性瓦解军队内部的信任链条，如果一个连队士兵知道“死后可以被随意抹黑为叛徒”，阵亡者的家属可以被随意践踏，那么整个军队的荣誉体系将沦为笑话。这种构成对现役与退役与已牺牲的全体军人家庭的共同侮辱，不是一句‘愿意对此表示遗憾’所能原谅的。”
对方的辩护律师放弃了关于爱国和误解问题的辩白，他们逐渐转向努力减刑。
“关于袭警的指控，我的委托人认为有必要澄清。马丁·韦伯当时看到警察突然出现，内心极度恐惧，他没有蓄意攻击执法者的想法，他的行为是在高度紧张状态下的应激反应，恐惧让他失去了判断力，他只想自卫，不是想有意阻碍执法。一个普通年轻人在突发高压情境下的应激反应不应该被定性为蓄意袭警。”
法官的目光转向原告席。“原告方可对此进行回应。”
我站起。“法官阁下，被告方试图将‘恐惧’作为袭警行为的免责理由，这个命题不成立。首先，我们明确马丁·韦伯行为的客观目的。他当时面对的是正在执行合法逮捕任务的警察，他选择挥舞有明确伤害性的橡胶棍，橡胶棍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他的直接行为指向阻止警察的执法行动。无论他的内心状态是恐惧、愤怒还是慌张，行为的客观指向从未改变。”
旁听席坐满了人，他们此刻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脸上。
“其次，被告方提出的‘恐惧应激反应’辩护，存在严重的逻辑滑坡风险。如果一名正在实施违法行为的嫌疑人可以仅凭声称‘我当时很害怕’来为攻击警察的行为开脱，那么请问，当一名警察在面对暴力袭击时同样感到紧张和恐惧，他是否也可以因为‘应激反应’而使用超出必要限度的武力？如果恐惧能够成为执法对象使用暴力的合法理由，那么恐惧是否也能成为执法者使用过度武力的合法理由？一旦我们承认情绪状态可以中断法律责任链条，整个执法与犯罪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乃至崩溃。法律并不是心理学实验，它不衡量恐惧的等级，它衡量行为的方向和后果。”
“最后，马丁·韦伯参与了造谣、围堵、携带武器和看到警察后不投降反而攻击这些全部过程，这些行为构成了一个完整并且逻辑自洽的袭警事件，不存在因为应激造成过程链条断裂。”
我说完，法官侧头看向被告方律师，对方没有提出追问。
“我方请求传唤最后一位证人，”比登科普夫律师说，“目击者瑞秋·英格瓦的母亲，路易莎·英格瓦女士”
瑞秋的母亲拿出了瑞秋的手写证词。瑞秋在证词中采用了连绵长句，倒装破框和无连接词并列，这些都是文章写作中最有气势的句子。瑞秋的母亲本身身材强壮声音洪亮，读这份证词充满力量。
对方辩护律师没有再进行发问，他们对着理查德和马丁摇了摇头。
法官开始选读判决书。
理查德·梅茨格因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侮辱阵亡军人名誉、有组织诽谤，判处三年六个月监禁，缓刑一年。附加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00马克，公开书面道歉，承担诉讼费用；
马丁·韦伯因袭警、携带武器参与暴力行动，并作为诽谤共犯，判处两年八个月监禁，缓刑六个月。附加处罚赔偿500马克，并公开书面道歉；
五名冲锋队成员参与街头暴力，协助诽谤传播，围堵事件动手者判处一年六个月监禁，旁观者判处6个月监禁，并共同赔偿300马克。
被告席上的七人脸色惨白，旁听席上理查德的父亲径直走出法庭，马丁的父亲低头擦拭眼镜，母亲捂住嘴眼眶泛红。
打我的冲锋队成员听到判决猛地站起，说自己不知实情，说自己冤枉，被法警按回座位。
法槌落下，法官宣布结案。
“这在法律上判决已经属于偏重”隆美尔叔叔对我说。
卢恩和我一起走出法庭，“我们做到了，我们赢了，我们赢得很漂亮，露娜”，她对我说。
菲利克斯的父亲走到菲利克斯身边，对他说“现在立即和我回家。”
瑞秋放学后就来到法庭，来找她的母亲。她见到我，“前面有几个记者围住我，问我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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